不久前,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在参加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时,做了《取消赛事审批 激活体育市场》的发言。姚明在发言中痛陈赛事审批制度的弊端,建议取消体育竞赛审批,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。姚明为何提出这些意见?赛事审批改革动了谁的“奶酪”?本报记者专访了姚明。本报今日起推出“关注赛事审批之弊”系列报道,敬请关注。

审批造成赛事“两极化”倾向

记者: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赛事审批制度,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问题?

姚明:有一点我从运动员的时候就非常认同:赛事是一个舞台,这个舞台搭建好了,就可以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运动员。而搭建好这个舞台,要包括赛事管理运营的理念、执行、竞争环境等要素。我认为,赛事审批制度的存在,使得竞赛市场无法形成良性竞争的环境。

据我了解,赛事审批在各个项目中普遍存在,市场主体投资的商业赛事、友谊赛也不例外。企业办个青少年三人篮球赛要篮协审批、地方上办个40人以上的象棋赛需要审批。如此种种,也影响到优秀运动员培养的规模和效果。

记者:就是说,在构建良好赛事体系的过程中,赛事审批成为阻碍发展的一个环节?

姚明:的确,赛事审批造成了当前赛事的“两极化”倾向。我们看到,其中“一极”是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赛事之中,比如奥运会、全运会、职业联赛等,这类精英赛事的参与人群小而观赏人群大。另外“一极”就是完全公益或者微利的赛事活动,参与这类活动的人看起来很多,但由于组织比较简单且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系,造成参与者的“粘性”不强,运动兴趣、运动技能的提升都有限。

而“两极”的中间段,就好像金字塔的中间层。从体育产业的角度看,这是市场吸引参与人群最多的一块;从运动员培养的角度看,这是成长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。现在,这一块存在很大的空白或者说缺失,大量中小型赛事由于迈不过赛事审批这个门槛而被放弃。

管理部门“自由裁量权”太大

记者:你在发言中谈到,体育管理部门在赛事审批中收取不菲的审批(管理)费用,却并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,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“权力寻租”。这是否阻碍了“中间段”赛事的培育和壮大?

姚明:赛事审批的实质是从政府的角度决定赛事的存亡。过去举办赛事,没有市场和商业的概念,资源都控制在体育部门手中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体育社会化、市场化是大势所趋,赛事审批对竞赛资源的控制,成为一种部门垄断。比如,什么算全国性赛事?什么算国际性赛事?赛事审批费收取的标准是什么?谁又来监督赛事审批?这些问题中,体育管理部门“自由裁量权”的随意性强,空间太大,也让“权力寻租”有了可乘之机。

如果取消赛事审批,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就能够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,开发出更符合市场消费需求、更为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,从而尽可能地活跃体育产业,对体育赛事蓬勃发展、提高全民体育水平和体育消费都有很大益处。

记者:所以说,赛事审批还是在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体育管理思路,已经不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了。

姚明:当赛事运营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后,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和办法就很难跟上脚步了。赛事审批制度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调配的资源,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,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。实际上,据我了解,一些地方体育部门也希望改变赛事审批的管理模式,因为地方体育部门要更多考虑赛事如何为民生服务,也迫切需要激活更多社会力量进入体育市场。

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

记者:赛事审批制度改革必然要触动体育管理部门自身利益,等于是“动自己的奶酪”。

姚明:这样一块“奶酪”的确非常难动。但我们要看是为了什么原因去触动、去改变。中国体育要想往更高水平迈进,充分开掘出社会价值,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态势,就要遵循体育规律、市场规律去变革。奥运会上,我们已经证明在跳水、体操、举重等项目上有一套有效运行的规律,但足球、篮球这样的项目就无法套用这样的规律。所以说,表面上看是两支球队在较量,其实背后是两种培养机制在竞争,是深层次的规律在发生作用。

从这个角度看,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符合发展规律的赛事体系,取消赛事审批,改为备案,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,能交给市场的就交给市场去办。这对于中国体育进一步改革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力。

记者:在激活体育市场的过程中,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扮演一种什么角色?